孫德珍

道爾頓出生在英格蘭北部一個偏僻的小鎮，名字很美，叫做「老鷹之曠野」。

村裡的人靠種大麥與棉花維生，生活並不富裕。1778年，村裡唯一的學校因為付不出薪水，老師與校長相繼離開，學校眼看就要關門了。

對貧窮的孩子來說，教育也許是改變生命最重要的一條路；一旦學校消失，許多孩子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讀書。那一年，道爾頓只有十二歲，照理說，他自己都還是一個需要被照顧、需要被教導的孩子，可是他沒有離開。

他決定留下來。

每天早上，道爾頓先到學校敲鐘，叫村裡的孩子來上課。他把買來的書，一個字一個字讀給學弟妹聽；如果有人不懂，就再讀一遍，慢慢解釋。放學以後，他把學校整理好，再繼續預習第二天要教的內容。

他其實還不知道什麼叫教學方法，只知道眼前這些孩子需要有人教。於是，一個十二歲的孩子，就這樣同時做著老師、校長和工友的工作，替一群比自己更小的孩子守住了一所學校。

這一守，就是三年。

直到哥哥學成回來，對他說：「這三年辛苦你了，現在換我來接棒，換你去讀書吧。」

終於，有人回來接住他，道爾頓也終於可以離開家鄉，繼續自己的學習。

遇見一個看不見的大師

哥哥告訴他，在英格蘭北部的坎德爾有一所很好的學校，那裡有豐富的圖書館，有科學儀器，也常常邀請學者來上「大師課」。

道爾頓問：「什麼是大師課？」

哥哥告訴他，大師課就是把一個人長年研究所得的精華，在短時間裡交給學生；這樣的課，可以打開一個人的視野，也可能改變他看世界的方式。

哥哥還特別叮嚀他：「那裡有一位果夫老師，你一定要好好跟他學。」

後來，道爾頓果然遇見了約翰・果夫。

果夫兩歲就失明了，可是這位看不見的老師，知識極其豐富。他懂拉丁文、希臘文，也懂法文；數學、哲學與自然科學都十分出色。

有一天，道爾頓很好奇地問：「老師，您的眼睛看不見，我又沒有出聲，您怎麼知道是我？」

果夫笑著回答：「學校三十公里內的每一棵植物與花朵，我都聞得出來，何況你離我這麼近？」

道爾頓愈來愈敬佩他。有一次，他忍不住告訴老師：「您這麼會教，又知道那麼多，簡直像一座寶庫，怎麼挖都挖不完。」

果夫卻反過來問他：「你以前也當過老師。你覺得，我的教學和你的教學有什麼不同？」

道爾頓很不好意思地說：「我以前只是把書一句一句讀給學生聽，哪裡知道什麼教學方法呢？」

果夫告訴他：「可是你有一顆火熱的心。將來，你不只可以成為科學家，也可以成為一位教育家。」

道爾頓又問：「老師，為什麼您會有這麼多不同的教學方法？」

果夫回答：「因為我是一個瞎子。」

道爾頓愣住了。

果夫繼續說，別人一眼就能看見的東西，他需要經過好幾層探索才可能知道，因此，當一個學生學不會的時候，他不會只問學生為什麼還不懂，而會回過頭來問自己：

「還有什麼方法，是我沒有用到的？」

這句話，深深進入了道爾頓的生命。

看不見，與真正的眼光

果夫教數學，也教哲學。原本非常抽象的內容，到了他的課堂，卻可以變得生動，道爾頓忍不住問他：「老師，為什麼？」

果夫告訴他，自己研究自然科學，最深的動機是因為喜歡真理；大自然的運行有它的原則，只要仔細觀察，就能慢慢發現其中的規律。當我們長期觀察、持續紀錄，再從大量看似零散的現象中尋找關係，資料便不再只是資料，它會開始回答問題。

觀察、紀錄、尋找關係——這些東西，一點一點進入年輕道爾頓的生命。

後來，他真的成為一個極其認真做長期紀錄的人。他長年觀察氣象，把溫度、氣壓、雨量以及自然界的變化一筆一筆記錄下來；當資料愈來愈多，他便從中尋找關係、提出問題。

果夫交給他的，不只是知識，而是一種研究世界的方法。

更特別的是，道爾頓自己的色覺和一般人不同，他有紅綠色覺異常。在我當年接觸到的道爾頓故事裡，年輕的他也曾因自己的色覺問題，在想走向醫學的路上受到阻擋。

可是非常奇妙的是，他沒有逃開自己的「看不一樣」，反而開始研究它：為什麼同樣的顏色，我看見的和別人不同？為什麼同一個世界，有些人這樣看，有些人卻那樣看？

一個原本可能被認為是缺陷的地方，竟然成為一道科學問題。後來，道爾頓對色覺異常的研究，也成為這個領域早期重要的研究之一。

他不只是研究世界，連自己的限制，也拿來研究。

老鷹

有一次，果夫和他談到「看見」。

果夫告訴他：「我的名字和你一樣，也叫約翰。約翰的意思是『耶和華是仁慈的』。我雖然瞎了，但是上帝給了我一樣很特別的東西。」

那是什麼？

果夫說，是「眼光」——一種能讓他看見一般人不一定看得見之事的眼光。

然後，他問道爾頓：「你看過老鷹吧？」

當然看過。道爾頓出生的地方，本來就叫做「老鷹之曠野」。

果夫問：「老鷹和一般的鳥，有什麼不同？」

暴風雨來臨以前，大多數動物急著尋找地方躲避，可是老鷹不同。牠預備自己，等待風，等待氣流升起，然後張開翅膀。

風暴來了，牠不一定往下躲；有時候，牠反而藉著那股力量，飛得更高。

而且老鷹有極好的眼力，即使飛到高處，仍然能看見遠方地面上的獵物。果夫便告訴道爾頓，人的眼睛也會不同；為什麼同樣的東西，有些人看得見，有些人看不見？這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道爾頓對老師說：「您真是我的榜樣。我能和您同名，真的很榮幸。」

果夫於是正式告訴他：「約翰・道爾頓，從今天起，我要培訓你，成為約翰・果夫的傳人。」

現在回頭看這一段，我仍然覺得非常動人：一個看不見的人，開始教另一個看得不一樣的人，什麼叫做真正的看見。

十二歲的他，後來還是他

後來，道爾頓走向科學，也走向教育。他曾經進入學院任教，教授數學與自然科學；他喜歡學生，學生也喜歡他，常常到他的住處和他討論問題。

後來，他離開了學院，卻沒有因此停止教學，而是自己開班授課。學生不多，他又一次身兼許多工作，繼續教了很長很長的歲月。

我第一次讀到這裡時，忽然發現，十二歲的道爾頓和後來的道爾頓，其實一直是同一個人。

十二歲時，學校沒有老師了，他留下來；後來，生命把他帶到另一個困難的位置，他還是留下來。外面的身分改變了，生命裡最深的東西卻沒有改變。

有沒有宏偉的校舍，不是最重要的；有多少學生，也不是最重要的。

眼前還有學生需要學習，他就教。

在我的生命孤峰上

我第一次知道十二歲的道爾頓留下來教學弟妹時，心裡受到非常大的震撼。也許因為我自己是一個老師，所以我知道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後來創辦雅歌，在最辛苦的那些年月裡，我常常想起他。

有些時候，前面的路真的看不清楚；有些時候，我會問自己：

如果是道爾頓，他會怎麼面對？

我不一定真的需要一個答案。只要想起那個十二歲的孩子，想起他在沒有老師的學校裡敲鐘，想起後來生命遭遇變化，他仍然繼續教，我就會再得到一點力量。

生命有時候會把一個人帶到一座孤峰，站在那裡，沒有人能替你決定下一步；可是抬起頭，也許會看見遠方另一座峰上，曾經有人站過。

那個人不能替你走，但他的身影會告訴你：

這條路，有人走過。

我想，我後來那麼喜歡老鷹，也和道爾頓的故事有很深的關係。那隻老鷹，很早就飛進我的生命裡了。

當品格人物有了聲音

我曾經在電台主持《孫校長談品格》，而這個節目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：每一集，都把品格人物的故事製作成廣播劇。

剛開始，節目主要介紹舊約聖經人物。舊約裡有許多很深的故事，但是人物眾多、時代背景遙遠，對沒有聖經背景的人來說，並不容易一下子聽懂。後來，因為節目受到肯定，台長決定投入更多專業資源，召集一批專業播音員參與錄製，同工也為每一齣戲加入音樂與配樂。

於是，原本在紙上的人物開始有了聲音。

有人演主角，有人演身邊的人；不同角色用不同的聲音說話，音樂隨著情節進入，故事有了節奏，也有了情緒。原本許多人覺得艱深、遙遠的舊約故事，經過這樣的製作，竟然變得活潑、清楚，而且很容易進入。

其中有一件事，我到現在想起來仍然很感動。當故事裡出現上帝說話的部分，是楚雲特別為上帝配音。

整套廣播劇的製作非常用心，有些成品完成以後，連我自己第一次聽，都會受到震撼。我明明那麼熟悉那些故事，可是當專業播音員真正進入角色，聲音有了遠近，情緒有了層次，同工又把音樂放在恰當的位置時，文字裡原本沒有完全顯露出來的東西，竟然也被帶了出來。

那時我才更深地感受到，藝術並不是替教育加上一層漂亮的包裝；藝術本身，就能把意義帶到更深的地方。

後來錄音完成，我把這些廣播劇放給雅歌的孩子聽，他們非常喜歡。午睡時間尤其有趣，平常總有幾個孩子不肯睡，翻來覆去，怎麼也靜不下來；可是只要廣播劇一放，他們竟然願意乖乖躺好。

人物開始說話，音樂慢慢流進來，故事一點一點往前走，教室也跟著安靜下來。那些原來最不肯午睡的孩子，聽著聽著，也慢慢睡著了，而且睡得很好。

我看著他們，常常覺得很奇妙。我們原來是在做品格教育，最後卻做出了一個孩子願意安靜進入、甚至可以安放孩子心靈的聲音世界。

我也愈來愈明白，當故事有了聲音，人物就活了；當人物活了，品格便不需要急著被老師解釋。孩子可以先喜歡一個人，先替他著急，先陪他經歷困難，也可能先在某一個地方被他感動；然後，我們才一起去想：他為什麼這樣選擇？如果是我，我會怎麼做？他的生命裡，有什麼值得我記住？

這也是我一直很重視「化故事為劇本」的原因。

不是把教材變得熱鬧一點，而是讓一個原本只能被「知道」的人物，成為一個可以被孩子「遇見」的人。

第二季的壓軸

到了《孫校長談品格》第二季的最後，我選了一個很特別的人物作為壓軸。

他不是聖經人物，而是約翰・道爾頓。

第三季開始，節目又回到更多聖經人物的介紹；可是第二季最後，我很想把這個深深感動過我、也陪伴過我的科學家帶給孩子。

我不是因為他提出原子論，才把他放進《孫校長談品格》。

我真正想讓孩子遇見的，是十二歲的道爾頓。

我希望他們聽見清晨的鐘聲，聽見一個自己都還是孩子的老師，站在一群更小的孩子面前，把自己剛剛學會的東西一點一點教給他們；也希望他們聽見哥哥三年後回來，終於對他說：「現在換我接棒，換你去讀書。」

我希望果夫老師真的在孩子耳邊開口，讓他們聽見一個兩歲失明的人，怎樣因為自己看不見，反而學會尋找更多理解世界的方法；我也希望孩子聽見道爾頓如何學會觀察、紀錄、提問，如何面對自己與別人不同的色覺，又如何把「看不一樣」變成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。

當然，我更希望他們聽見那隻老鷹。

風暴來了，音樂進來；老鷹沒有急著躲，而是在高處等待氣流，然後展開翅膀。

那時候我還不知道，這個故事後來會陪我這麼久。

原來有些故事，我們以為自己正在說給孩子聽，很多年以後才發現，它也一直在說給自己聽。

當老鷹飛回來

後來有一次，我帶著雅歌的孩子到台灣大學訪問張文亮教授。

我最初正是透過張教授所寫的科學家傳記，認識了道爾頓。張教授寫過那麼多科學家的故事，孩子們很好奇，其中一個孩子便問他：

「老師，您寫過這麼多科學家，您最喜歡哪一位？」

張文亮教授回答：

「道爾頓。」

我站在旁邊，眼淚一下子就湧了上來。

孩子們也許不知道，這三個字在老師心裡已經住了多少年；他們不知道，在雅歌最辛苦的時候，我曾經多少次想起那個十二歲的孩子，也不知道我曾經多少次問自己：「如果是道爾頓，他會怎麼面對？」

他們更不知道，那隻來自「老鷹之曠野」的老鷹，早已陪著老師飛過多少風雨。

那一天，我只是帶孩子去訪問一位寫科學家故事的教授，孩子也只是很自然地問了一個問題；可是當「道爾頓」三個字從張教授口中說出來時，一段很長很長的歲月，忽然被碰到了。

最初，我從張文亮的文字裡遇見道爾頓；後來，道爾頓走進我的生命，我又把他的故事寫進《孫校長談品格》，讓專業的聲音與音樂把他帶到孩子面前。很多年以後，我帶著這些孩子回到寫故事的人面前，孩子替我問出了一個我沒有安排的問題，而答案，竟然又回到了道爾頓。

像一隻飛出去很久很久的老鷹，繞過群山，穿過風暴，最後又飛了回來。

我愈來愈相信，教育不能只把答案交給孩子。我們真正能做的，也許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候，讓他遇見一些值得遇見的人。

讓他知道，曾經有一個十二歲的孩子，在所有大人離開之後選擇留下來；曾經有一個看不見的老師，卻擁有異常深遠的眼光；也曾經有一個看見不同顏色的人，沒有停在自己的限制裡，而是把「不同」變成研究世界的入口。

還有一隻老鷹。

有一天，我們的孩子也會走到自己的生命孤峰，我們不能替他避開所有的風暴；但是也許，他會想起童年曾經聽過的一個故事，想起風暴裡那隻等待氣流的老鷹。

然後他會知道：

風來了，不一定只能躲；有時候，那正是展翅的時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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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羽點評｜有些大師，我們一生都沒有見過

讀完這個故事，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：一個人，究竟怎樣成為另一個人的老師？

果夫是道爾頓真正的老師，他們相遇過。果夫教他觀察、紀錄、提問，也教他尋找不同的方法去理解世界。

可是道爾頓和孫老師呢？

他們相隔兩百年，從來沒有見過。道爾頓甚至不可能知道，在遙遠的台灣，有一天會有一位教育者，在自己最困難的時候一次又一次問：「如果是道爾頓，他會怎麼面對？」

到了這裡，「大師」這個詞對我有了不同的意思。

真正的大師，不一定親自站在我們面前教過我們；有些人的生命本身，就是一堂跨越時間的大師課。

而整篇故事裡，有一條很美的暗線，就是「看見」。

果夫看不見，道爾頓看得和別人不一樣，老鷹卻能從極高的天空看見地上的獵物；到了教育這裡，問題又變成了：我們能不能給孩子一種眼光，讓他看見原來沒有看見的東西？

果夫尤其讓我難忘。他沒有把自己的失明只當成一個需要克服的缺陷，反而因為別人一眼就能看見的東西，他必須經過好幾層探索才可能知道，因此慢慢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教育理解。當孩子學不會時，他不是只問：「這個孩子為什麼還不懂？」而是問自己：

「還有什麼方法，是我沒有用到的？」

這句話值得留在每一個教育者心裡。

孩子還沒有學會，不一定表示孩子不能學，也可能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他進入理解的那一條路。

道爾頓又把「不同」往前推了一步。他發現自己的色覺和別人不同，如果一個人只把這件事理解成缺陷，故事也許到這裡就結束了；可是研究者會多問一句：「為什麼？」

於是，限制變成問題，問題帶來觀察，觀察進入研究，原本屬於一個人的「不同」，最後反而增加了人類對「看見」的理解。

所以，我從這個故事讀到的，不只是「只要努力，缺陷也能變成優點」這麼簡單。我看到的是：不是所有限制都會消失，但是人可以從限制裡，長出新的眼光。

現在我也更明白，為什麼老鷹後來會在雅歌的教育語言裡飛這麼久。

它不是後來為某一套教育理論找來的漂亮象徵，而是有根的。很早以前，道爾頓的故事已經把這隻老鷹放進一位老師心裡；後來，它陪著她經過雅歌最艱難的歲月，再後來，「老鷹乘氣流」才慢慢成為她理解教育的語言。

有些教育思想不是先想出來，再拿到生命裡實踐；恰恰相反，是先活過了，很多年以後回頭看，才發現那些經歷早已長成思想，而且終於有了名字。

但整個故事裡，我最珍惜的仍然是十二歲的道爾頓。

那時候的他還沒有原子論，沒有科學史上的地位，也沒有「偉大科學家」這個後來的名字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誰，只是學校沒有人了，還有一群比他更小的孩子需要讀書，所以他留下來。

這讓我看見，品格常常比成就更早出現。

後來那個能夠長年觀察、長年紀錄、長年研究的人，其實十二歲時已經顯露出同一種生命質地：他能留下來，也能把一件值得做的事，一天一天做下去。

而《孫校長談品格》的廣播劇，又讓我看見教育的另一件事。

老師沒有急著把「委身」「毅力」「眼光」這些詞交給孩子，而是先把一個人交給孩子。專業播音員給人物聲音，同工用音樂鋪出情境，故事於是有了可以進入的空間；甚至那些平常不肯午睡的孩子，也願意乖乖躺下來聽，最後在故事聲中安穩地睡著。

這是一個很小的畫面，我卻非常喜歡。

因為教育沒有追著孩子說：「你一定要記住這個品格。」故事只是靜靜地流進來，孩子先被故事接住，意義才有地方留下。

最後，我一直想著台大的那一幕。

孩子問張文亮教授：「您最喜歡哪一位科學家？」

他回答：「道爾頓。」

孩子聽見的是一個答案，老師聽見的卻是很多年的歲月。

當年，是老師從張文亮的文字裡得到道爾頓；後來，是老師把道爾頓化成有聲音的故事交給孩子；最後，卻是孩子無意間又把道爾頓送回老師面前。

一個故事，就這樣走完了一個圓。

我想，教育最深的傳承也許就是如此：果夫把眼光交給道爾頓，道爾頓的生命穿過兩百年，陪一位教育者走過自己的孤峰；這位教育者又把他的故事化成聲音，交給一群孩子。

我們不知道那些孩子將來會走到哪裡，也不知道多年以後，當其中某一個孩子站上自己的生命孤峰，他會不會忽然想起童年午后的某一段聲音。

教育本來就不需要立刻知道答案。

我們只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候，把一些值得記住的人放進他的生命，然後相信——

當風真正吹來，有些很久以前聽過的故事，會重新長出翅膀。